内蒙古河套为何变粮仓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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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,多大沙的地方,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,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。 文中说的狭长的平原,
内蒙古河套为何变粮仓?

内蒙古河套为何变粮仓?

  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“少草木,多大沙”的地方,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,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。

  文中说的狭长的平原,是黄河形成的河套平原组成部分,称为前套,它与后套平原组成东套。除此之外,还有西套——宁夏平原。这三块平原,在卫星图或地形图上十分显眼,它们特殊之处在于:都被漫漫黄沙包围,它们像三块珍贵的翡翠,分别孕育了塞外大城包头、呼和浩特、巴彦淖尔、银川等。

  如果按照自然规律选择,那里本不应该有如此景象。但是,上天、大地还是给这里留下了生机。这里边有什么玄机和故事呢?

  如果你经常看中国地图,你一定会注意到北方的大河——黄河,这条号称“九曲十八弯”的长龙,在祖国北方画出了一个巨大的“几字”。这个巨大的几字,把一方土地三面包围——仿佛像一个套子,这就关于赫赫有名的“河套”之形象解释。

内蒙古河套为何变粮仓?

  上图中绿色部分的“肾脏”形状地区,即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的后套平原,它与呼和浩特所在的前套平原,构成了东套;加上黄河塑造的宁夏平原(西套),构成了近现代广义上的“河套”;这三块地方,都临近沙漠草原,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情况下,因为黄河冲积盆地和水源灌溉,神奇地变成了三处“塞外粮仓”

  继续把地图放大,你会发现这个大“几字”的左右角上,各有一方陷落的盆地,其中的水系错综复杂,仿佛在黄河巨大的身躯上,悬挂了两个肾脏。最形象的是左上角的一个,它在地理上是黄土高原的下陷盆地——这个“肾脏”不仅形似,而且名副其实。这里的灌溉系统,不仅可以舒缓雨季洪流,还可以沉淀泥沙、为黄河过滤部分杂质污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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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西有奢延水,西北有黑水,经卫(按指榆林卫,今陕西榆林)南,为三岔川流入焉。又北有大河(按即黄河),自宁夏卫(今宁夏银川)东北流经此,西经旧丰州西,折而东,经三受降城南,折而南,经旧东胜卫(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),又东入山西平虏卫(今山西朔州平鲁区)界,地可二千里。大河三面环之,所谓河套也。”

  黄河经今宁夏北流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瞪口与临河之间,以乌加河为主干道东折,然后流经包头、托克托县,再南折流往山西河曲、保德,呈“几”字形,形似套状,故称河套,包括鄂尔多斯市及后套平原、前套平原。明以前,河套称“河南地”等。近现代,广义河套包括东套(前套+后套)、西套,狭义为后套。

  在北纬37 度线以北的贺兰山脚下,黄河似乎本应该向低地处平直地流去。但是,他却做了一个常人难以料到的决定:他先是向东北流,继而向东流,再折向南流。然而,他一路北上,遇到的是一片缺水的土地,附近有乌兰布和沙漠、库布齐沙漠、乌兰察布沙漠、毛乌素沙地,贺兰山和银山附近则是生产力远不如内蒙古东部的贫瘠草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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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照地理学定律,这里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——这样的地方应该是“非季风区”、“非农耕区”、“外流区”。黄河大胆而意外的选择,挑战了铁律。从贺兰山到阴山脚下,黄河像一位单枪匹马、勇往直前的拓荒者,在沙漠和草原腹地造就了肥沃的河套平原。所以,后来人们以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”来形容这块土地的弥足珍贵。黄河的反其道而行之,让“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下是草原和荒漠”的规则打破了!

  没有这样的地方,就没有后来的走西口,就没有晋商的驼队,更不会有银川、包头、呼和浩特这样一颗颗耀眼的的塞外明珠!

  在内蒙古狼山、乌拉山、大青山以南,鄂尔多斯高原以北,大拐弯冲积形成了两块富饶的沃土——前套与后套平原。依靠黄河水的自流灌溉,这里不仅变成了重要的“塞外粮仓”,还孕育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、政治中心——包头和呼和浩特。

  科学家说,400 毫米年降水量是树木生存的基本条件,是生物潜能的基本要素,它直接决定了游牧与农耕的分界—— 这界线大致与“胡焕庸线”重合。宏伟的长城也基本上位于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上—— 这不是简单的吻合,而是大自然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的结果。黄河的几字,偏偏完成了对看不见的降水线的阻隔,让农牧界线 多公里。

  河套,就像农耕文明的飞地,孤独而耀眼地被游牧文明包围着——这样的地方,固然适合耕作,但因为位置微妙,注定要成为双方冲突的前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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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汉武帝时期,疆域空前扩大,在数次反击匈奴过程中,控制了“河南地”——今天的河套平原重归中原王朝。强大的汉王朝在这里采取了设置了四个郡县,并实施修筑城池、迁民屯垦和军事屯田等一系列措施。农耕民族把先进的水利技术,从内地搬到塞外。史书记载,这里曾有白渠、光禄渠、汉渠、尚书渠、御史渠、高渠等密如织网的灌溉系统。

  一条奔流的大河为何不走最简单的捷径入海?深藏不语的造物主岂能不知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?但是大多数时候,上帝仍然醉心于自己的各种复杂设计,便抛弃了这最简单的自然法则。我心中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:河流之所以选择弯曲,是因为这样的路径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的优雅,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的面积上。作为附带意义—— 人类的生存也在最大面积上得到了恩惠,这里有着至高的慈悲用意。河套是黄河缔造的“农耕半岛”,它仿佛是上帝的试探性设计,让我们从中发现了农牧交错带上的一处历史奥秘。

  黄河的这种“逆行”,在气候条件严酷的条件下,为农耕文明设计了河套这样的作品。这种出乎意料的伟大“几字”,在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。但是,光有了“天意”的赐予,还不够。

  “话说那“有百害”的黄河挟着滚滚的泥沙浩浩荡荡的向着东南奔注中间,这浑水卷过了狼山以南一片蒙古的牧场决成万顷膏腴的土地。

  注意,她说,河套耕作的富饶之地,过去曾是牧场,也就是说,以前不适合种庄稼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  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。”这句谚语虽然出名,但历史其实并不长。因为,古代河套地区虽然有过水利灌溉历史,但并不长久,而且长期处于拉锯战之中。

  阴山支脉乌拉山从昆都仑河畔出发,向西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西山嘴的村子。绕过这里,坦荡的后套平原便在眼前了。平原北侧的狼山像一张巨大的弓背,将平原紧紧环绕起来。后套四周,横亘的狼山与东流的黄河并驾齐驱;乌兰布和沙漠、苏吉沙漠分居两侧。从空中俯视,后套平原像一块扇形翡翠,凹嵌在山脉与黄沙中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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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初,蒙古达拉特部因战功显著被安置在狼山前后,后套也是其领地。到清同治年间,这里依旧是“只见蒙古包,不见人和树”的茫茫荒原。

  百余年后,后套,也就是今天狭义上的平原,已经变成著名的“塞上粮仓”,是内蒙古最大的粮仓。

  盛夏时节,我曾在巴彦淖尔博物馆见到了一张详细的灌溉水系图:只见后套平原上的纵横河渠密如织网,辐射在阡陌交错的农田上;除了十几条大的干渠,周围还有千余条次干渠、支渠、次支渠。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,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一首制灌区,正是有了它们,后套平原才真正变成了富饶的“塞外天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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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很难想象,150 年多前的清末,经过历代战争破坏——曾有过九原、五原等名城,出过吕布等名将的地方,为何到了清代,就已变成了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呢?

  那么,它后来是如何又变成冰心所说的“万顷膏腴”呢?今天地图上那纵横交织的众多河渠,是如何诞生的?难道不是直接挖通黄河水就能灌溉吗?

  黄河的中游河段,虽然弯曲,却最为古老。相比不断改道的下游,中游河道又颇为稳定。汉代在河套地区的灌溉工程,几度兴废——除了战争前沿的影响,还跟这一带的水系有关。几乎没有改过道的中游,最大的变数出现在河套,尤其是今巴彦淖尔狼山脚下这段河道——这里的河道在“几字弯”左上角又来了个“套中套”。黄河主干道上面,支流乌加河绕了个弯,又汇入黄河干流。

  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:在汉代,乌加河才是干流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注解说:“(黄河)其水积而为屠申泽, 泽东西120 里”。以下的流经路线是: “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, 东迳高阙南。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城北, 至河目县西”。接着“北河又南合南河, 上承西河”。经文里提到的北河, 是今乌加河,为当时黄河主流; 南河当时是支流,至清中叶以后才变为主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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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古籍记载,加上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,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黄河水系图及黄河流经郡县分布图‘’ 。当时,乌加河(西汉时期的北脉)是黄河的主河道,水量远大于南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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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初时期黄河河套地区的水系,东西向由南北两支,演变成南、中、北三支;由南向北流的一段,演变成东、西两支。

  清道光三十年(1850 年)的一天,寂静的后套平原上,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水声。原来,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侵入,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—— 乌加河的河床竟然生生地被黄沙截断了。滚滚黄流顺势侵入南河,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。北支原干流,成了一条首尾都被截断的内流河,像一条孤独的蚯蚓,在泥沙中挣扎。

  但是,对于水利来说,黄河的这次改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:黄河干流占据了南方高地,为河北岸的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先决条件——如果黄河主流在阴山下,是无法将水引向海拔更高的平原腹地的。否则不会有后来垦荒的成功。

  这一秘密,是我从一位水利经验丰富的前辈那里听来的。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,一般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参透。当然,在乱世之中,谁敢轻易去开垦那块遍地盐碱滩年的塞北荒漠+沼泽滩呢?

  这次黄河改道,终于形成了有力的灌溉地形水系,这看似坦荡的后套平原内部,实则隐藏着地理秘密:干流须在南缘流过、地形西南高东北低——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,才能引流灌溉这片荒地。

  这样的自然条件,到了晚清时期才具备。三十年的时间,可以让新形成的河道,休养生息,并充分将泥沙的营养铺洒在荒滩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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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顾颉刚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,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,他对河套平原历史也是迫于发言权:

  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,尤其是“民生渠”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,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?

  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(1852年),一个叫王同春的人,在河北顺德府(今邢台市)东石门村出生了。曾经家境殷实的王家因为兵匪抢劫家道中落,便给新添的儿子取小名叫“进财”。后来王同春染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。7 岁时他进了私塾,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。长到13 岁的王同春,命运发生了转折:为了谋生,他一路徒步走向塞外磴口县的叔父处。

  提到走西口,一般指的是山西人和陕北人,其实还有少数河北人、山东人,也会越过长城,到河套一带谋生——走西口与闯关东,都是著名的人口迁徙和遍地垦荒史上的大事件。

  王同春当时去的磴口县,为旧磴口(今阿拉善盟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)。“磴”,石投台阶。黄河流至磴口处为南北向,磴口在黄河西岸,由于该岸河槽基层坚硬,河水不易冲淘,而上层覆盖着松散的沙壤土,易冲淘,这样水涨水落,久而久之便留下一级级台阶。磴口又是黄河东西交通之重要渡口,故而得名。

  所以,当时走西口的山西、陕西、河北人,有许多聚集在这里的。有渡口,才有生意嘛。王同春的叔就在渡口附近做鞋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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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,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,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嘴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。后来,人们给它取名叫短辫子河(经过改造后称“短辫子渠”)。河畔地处交通要道,吸引了大量旅蒙商和流民聚集,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垦殖业发展。后套第一批投资开渠、经营垦殖的地商便在这里应运而生了。所有地商中,四川人郭大义实力最强。

  1868年夏秋时节,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,一下子来了上千名“雁人”(春天开荒,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),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围,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。不久人们发现: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!正当郭大义们束手无策时,此前不太说话言的的晚辈王同春站出来说:“后套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,开口位置不对,要么会被大水冲毁,要么就会淤积断流。”

  众人半信半疑。人群中对他表示认可的只有一个叫张振达的晋商。他早年经营皮毛生意,在短辫子河畔开设商号“万德源”,又租种了大片荒地。接着,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:

  他还举例说,以前有人利用河汊开的刚目渠、缠金渠没几年就废了,就是这个原因。郭大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,短辫子渠还是按照原来线路重新疏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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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,狼山(阴山的组成部分)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。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,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,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,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。后来,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。清道光三十(1850年),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,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  1873年,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,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。漫长寒冬过去,黄河水终于解冻。伴随着春天到来,大批灾民再次涌入后套。王同春因势利导,将他们纳入挖渠的队伍中来。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,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。因为这条新渠是万德源、万太公、郭大义和王同春四家投资合开,因此改名“四大股渠”(今名通济渠)。

  过去,开渠的人不懂水利,也不勘察地形,往往顺着河汊选线。而王同春开的“四大股渠”直接从黄河中开口,并且还在两侧开凿了支流,同时可浇灌两千多顷耕地。人们发现,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“高不病早,卑不病涝”,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。光绪年间《五原厅志略》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:“耕者数百户,咸获其利。二十余年,不知歉岁。家给人足,老安少怀。”

  后套的开发是从东部慢慢开始的。当新开的“四大股渠”正在哺育良田时,后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。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: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,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,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,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、碱滩、海子,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、野草蓬蓬的壕沟。

  说起1850年黄河改道,大多数人觉得原因是:平原地势“东北高,西南低”,因此黄河选择流向了西南方的低地。而王同春悄悄地,徒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了数次——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,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。通过不懈考察,他发现:平原地势“西南高,东北低”,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恰恰相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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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图:王同春开渠全凭民间力量,设计、施工也主要靠他总结的“土办法”。每一条渠开挖之前,他往往要在设计渠道边上插几根竹竿,并绑上灯烛。他站在一旁,通过观察火焰高低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,确定渠道的走向。

  这一年,王同春的公中(耕作单位)收留了从上千号青壮劳力,并成功从蒙古族王公(根据清代的土地制度,这一带属于蒙古族王公)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。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他,开始酝酿宏伟计划:从黄河直接开口,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。

 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,他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。王同春在脑海中仔细地搜索着地图上那个重要的点,最终停留在一个叫“隆兴长”(今五原县城驻地)的村子中。虽说名义上叫村庄,但“隆兴长”在当时地图上并不存在。当内地形势风云变化时,后套恰恰是一块“三不管”(朝廷不管、蒙古王公不管、地方政府不管)的空白地带。

  最早看中这块地方的并非王同春。早在同治年间,退役的湘军运粮官郭向荣向达拉特旗的王爷租用了哈拉格尔河、旧河筒子周边的土地,于同治六年(1867年)开设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“隆兴长”。从那时起,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。

  好景不长,当老掌柜去世后,“富二代”郭鸿霖花天酒地,商号逐渐衰落。王同春趁此机会买断了隆兴长所有资产,在旧址上重建房舍,使其重新焕发生机。不久,隆兴长便积累了雄厚的资本,独占了后套商品市场。

  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里,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。作为地商的他深知,商业经营与开发垦荒必然是相辅相成的。1882年,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、张老居壕、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壕沟,疏浚挖通成为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。到了1902年完工时,又开了支渠45条,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。这条连接黄河、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“义和渠”——这条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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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每遇疑难渠工,俯而察,仰而思,面壁终夜,临河痴立。及豁然有悟,往往登高狂呼,临河踊跃,以为生平第一快事”。

  从同治到光绪年间,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:刚济渠、丰济渠、灶河渠、沙河渠、义和渠,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:通济渠、长济渠、塔布渠。这就是清末后套的“八大干渠”。在此基础上,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。经过修挖和调整,“八大干渠”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“十大干渠”。

  作为一个可以懂的治水的人,王同春很快被人尊为“河神”、“独眼龙王”。在当地的一处碑刻上,我看到了一段记功文字:

  “王同春凿成绥西十大干渠,开拓河套农耕事业,有功于西北边防,裨益于民生国计,实超于西南李冰父子。”

  事实也的确证明,后套灌区的贡献不亚于都江堰。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,远远超过都江堰灌渠的长度;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,超过了都江堰当时浇灌土地的面积。开凿难度上,都江堰与后套不可同日而语。李冰造都江堰依靠官方力量为强大后盾,而王同春则几乎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;都江堰工程地处湿润区,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,而后套气候干燥,多数河渠全凭人力凿开。

  据史料记载,王同春的河渠后来被清政府没收,后套垦荒人口几年间少了一半,耕地数量更是下降了4/5。后来冯玉祥对此深有感悟:

  “人们一直不重垦殖,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。王英的父亲(注:王同春)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……”

  对于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水利家,很多人眼里的“高冷学者”顾颉刚如此赞叹:

  “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,而五原、临河、安北(注:今乌拉特前旗),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。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,那不够我们的纪念?”

  下图:河套趣味地名:“圪旦 ( g ē d à n ) ”、 “ 圪 卜 ( g ē b o 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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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使书本不说,地图上的水系,就在那里作证。人民不会忘记:天时、地利,加上一位出色人物的导演,才有了河套的伟大变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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